当我第一次到某个城市的时候，我总要干四件事儿：一是品尝当地最有特色的食物，无论好吃还是不好吃，因为饮食总能代表这个城市最朴素的一种文化；二是喝一喝本地产的啤酒，无论口感好与不好，因为啤酒是一个地方大众休闲品味的代表；三是坐一坐当地的公交车，无论路线熟悉还是不熟悉，因为公交车是最容易接触到市井气息和城市风格的地方；四是逛一逛当地的书店，无论买还是不买，因为书店能让我瞬间找到当地知识分子的底蕴和品味。这次去美国也同样不例外，虽然同行的同事们没有人知道我这四个习惯，但我还是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完成了我的任务，这也算是一种幸运吧。前三种体验固然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但是真正让我感受最深的，还是美国的书店和书，以及看书的人们。可以说，美国人对书的态度和看书的习惯相当真实地反应了美国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同时也映射出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

现在的美国人喜欢读小说，可能除了圣经以外，小说应该占据了他们所读书籍的一大部分，这一点从书店中小说书架的数量和畅销书架上小说的比例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在旧金山机场的一个书店，我和一位正在翻看畅销书架上小说的先生简单地交谈了几句，我想了解他对小说的一种态度。这位先生告诉我，他会在每天晚上睡觉前，或者是坐车的时候，等待的时候读小说，因为平时的工作也很忙。他认为读小说是一种消遣的方式，可以让他忘掉工作中的各种痛苦和烦恼，让自己得到很好的放松。偶尔，小说中的一些东西会给他一些灵感和启发，让他能够更好地解决一些生活或者工作的问题。我非常赞同这位先生的观点和读书的态度，同时我也在猜测，是不是我们在机场和校园所见到的那些坐在长椅上或席地而坐的读者们也和这位先生一样有着健康的阅读态度，或者说，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我想是的——他们在阅读时放松的表情、随意的姿态、还有边读边记的方式都能告诉我答案。

相比之下，当下的中国人是不太喜欢小说的，没有人写，也没有人读。机场的书店可以说是这一问题最明显的一个体现。在国内机场的书店，卖的最火的绝不是小说，而是各种“成功学”的书籍和影像资料。在畅销书的书架上，也很难找到小说的踪迹，而是充斥着各式各样由“某某名人强烈推荐”的“成功学”教材。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简单的现象，即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中国人还需要“励志”。可是，这种现象所折射出的中国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却很难被人察觉。实际上，现在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种犬儒主义盛行的时期，上者犬儒主义者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他们把金钱的作用和物质利益无限放大，试图用物质体验覆盖精神体验，自然，他们不需要读小说，而需要让自己“更成功”的教材。所以，他们希望从比自己更“有钱”的成功者身上找到让自己“更成功”的灵丹妙药，他们会更乐意于选择“高级”的成功学书籍，比如 Jack Welch 或者 Bill Clinton 的传记等。而下者犬儒主义者因为在社会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所以愤世嫉俗的想法也就自然产生，他们需要让自己尽快“富起来”或者“过得像老板一样爽”，于是拼命地选择各种比他们成功一些的人所著的“成功学”教程，而且非常迷信“成功者”的推荐。这种当代犬儒主义思潮的流行，让理想主义情绪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压制，也就使得“小说”这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产物难以在当代中国流行起来。一方面，能写出优秀小说的人会因为小说不卖钱而放弃写作，或者他可能根本没有钱去出版自己优秀的小说；另一方面，读者不认为从小说中能得到“黄金屋”、“千钟粟”以及“颜如玉”，于是他们更愿意选择让他们快速成功的书籍。

我并无意于贬低，并且也没资格贬低这些成功学书籍，因为它们当中仍然不乏精品（我个人也很喜欢 Jack Welch 先生的自传，还有冯仑先生的《野蛮生长》等书），我只是想客观地来比较两个不同国家的人们在选择书籍倾向的不同以及原因。实际上，国民对于精神产品的选择和他们的经济基础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是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另一种诠释。作为经济强国，美国持续低于 30% 的恩格尔系数已经允许它的人民有空间来享受美丽的精神生活，并且他们把读小说当作消遣而不是学习（其实阅读的过程也起到了潜在的学习效果）；而我国目前的恩格尔系数大概相当于美国 1900 年左右的水平，自然我们会把主要的目标放在解决物质生活上了。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学生总是希望“速成”，为什么我们周围的人总是很“功利”，为什么我们总是带着“学习”的态度去看书和看电影，等等。

但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终究有一天会让我们看到新的景象——中国涌现出诸多文学巨匠，他们的小说竞相成为国内畅销的书籍，人们开始在公园、学校、机场、咖啡厅悠闲地读着他们喜爱的小说……不要忘了，这种场景在国内的消失不过几十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