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目前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以下简称经济结构）问题是导致我国高污染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结构的扭曲是如何形成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要研究政府、市场、企业和消费者四个角色的作用（或其应有作用的缺失）。


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类原因导致了高污染的经济结构： 1）政府对市场的扭曲。 即原本靠市场机制是可以形成一个更有利于环境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的结构，但政府的政策干预扭曲了市场的作用，导致了高污染的经济结构；2）市场失灵。由于污染的外部性，仅仅靠市场机制无法将这些外部性内生化，导致污染性的投资、生产和消费过度。这里的问题是，政府应该设计各种机制，将这些污染的外部性内生化，以纠正市场失灵，但到目前为止，政府还没有做到这一点。3） 企业和消费者缺乏社会责任感。如果企业和消费者在其目标函数中除了利润和消费享受最大化之外，还包括了对污染（绿色）产品的厌恶（偏好），那么在同样的市场价格之下，污染产品的产量和消费量就会降低，绿色产品的产量和消费量就会提高。我国的问题在于，由于许多机构投资者（它们是企业的股东）不关心环保、企业的污染信息不公开、环保教育不到位、公众舆论支持绿色经济的力度不够，使得企业和消费者尚未形成生产和消费污染（绿色）产品的羞耻（光荣）感。


对这三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将为我们提出治理PM2.5的经济政策提供一个比较系统的分析框架。


（一）纠正政府对市场的扭曲


由于外部经济环境和经济周期的原因，政府曾经一度追求高速的出口增长（如为了创造就业）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复苏（如为了刺激经济的周期性复苏）。也由于政府的政绩考核制度等原因，地方政府官员倾向于追求GDP，而拉动GDP的最直接手段就是大规模的招商引资。这些战略或政策导向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加速房地产和制造业的发展来实现，因此我们在税制、土地政策方面给与了高污染的第二产业过大的倾斜，而这些政策倾斜事实上是以抑制低污染的服务业的发展为代价的。


比如，三类政策人为地刺激了高污染的制造业的发展和抑制了低污染的服务业的发展。一，大量供给工业用地，导致中国的工业用地价格为居民住宅用地价格的1/8，这个比例比其他国家的地区的平均水平低一到两倍。第二，许多服务业的间接税税负高于制造业的间接税税负。这些政策性的扭曲，历史上曾经发挥过正面的作用，但从目前来看明显已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瓶颈，必须予以纠正。第三，制造业的过度发展，也与许多服务业被过度垄断，进入障碍过高有关。比如，金融、电讯、医疗、教育、铁路、地铁、民航、媒体等服务行业受到政府的高度管制，使得民营和外资资本难以进入，导致供给不足。这种人为制造的瓶颈，也必须通过改革（尤其是通过准入开放）来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