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讲坛”（第十三期）于2016年6月6日，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出席并做了题为《以真史为鉴》的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我觉得北大的传统，特别是我们系的传统就是朴素朴素再朴素，所以我今天这个样子站在这儿，还有一束光打下来我自己觉得非常另类。

　　2012年的时候在《百家讲坛》，我讲了第一个宋代的历史人物，《千秋是非话寇准》，其实就是一个《寇准传》，讲完了寇准之后，在2013年，我又讲了《司马光传》，其实这个《司马光传》现在还没有讲完，这两天正在录最后的部分，但是它非常非常困难！

　　除了上电视去讲历史故事，讲宋代的人物之外。其实我还做了一件更奇葩的事情，我还做了一个声音节目，在网络平台优听radio上，叫做《冬梅阿姨讲故事》。大多数我的学生是没有听过的，因为那个声音是更加奇葩的！我会说小朋友今天冬梅阿姨给你讲个什么故事呢？今天哪！我们讲一讲这样的一个故事，总之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其实我大部分这个面貌在北大是不露出来的，如果露出来的话，我觉得我会得到一个评价说：在北大历史系的教授当中，我可能确实是比较奇葩的。

　　我上电视去讲历史，这个《百家讲坛》有很多的其他学校的人在讲，但是作为北大历史系的，我是第一位，其实我压力也很大，因为我系的传统就真的是朴素朴素再朴素，严谨严谨再严谨。而你要去讲一个故事的话，你必须要张牙舞爪，你必须要通俗，在通俗和严谨之间怎样找到一个平衡，这其实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然后如果需要给小孩子讲故事的话，那其实是一个更难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做的唯一我还不愿意承认说是失败的事，但是我得承认说现在搁浅了的事情就是《冬梅阿姨讲故事》。其实通俗是非常之难的，尤其是当在通俗的同时，你要保持历史学的尊严，你想讲的是一个严肃的历史，而不是在说书，这是非常非常之难的。

　　当一个历史学者走出象牙塔，尤其是北大的历史学者，当我们走出博雅塔的时候，一个塔里面的女人要走到塔外边去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适应。

　　为什么出去这个人是我呢？因为第一我是1988年进北大历史系，然后从此之后就是本科、硕士、博士。我是一个很典型的北大的土豆，过去这二十多年，噢，天哪！都28年了，在过去这28年的学习当中，我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我取得了北大的教职，我成为北大的教授。所有这些给了我一个可以出去讲历史的资格。

　　当初我的编辑，《百家讲坛》的李峰老师来邀请我的时候，他其实是真的是三顾茅庐了！而且还不止三顾，他不停地来请我吃饭，来带我试镜，总而言之，在经过多次双椒鱼头王之后，我答应他去讲，但实际上他打动我的不是双椒鱼头王，而是什么呢？而是他跟我说历史知识是要分享的！

　　其实《百家讲坛》很容易让一个人火，但是《百家讲坛》上讲历史的呢？也有一些人垢病说：他们都是说书的。通常一个严肃的学者会觉得说：这很简单！那些人都在说书，所以当我讲完了《寇准》之后，反响非常的好！不管是我的宋史学界的同行，还是我们系里的前辈，还有就是我的老师，我觉得整个的反应都很好。但是这时候有一位我很亲近的一个年长的一个同行朋友，也是我的同事，就过来跟我说，他非常语重心长的，非常为我好说：“冬梅啊！咱们讲过一次就行了，以后就不要去了！”但是我为什么又去了呢？因为历史知识要分享！还因为我的导师祝总斌先生对我说，祝先生说：“人家给你一个讲台，那么大的讲台，为什么不去？”祝先生年轻的时候在北大讲历史，上通史课，是可以从小教室换到大教室，当时还没有这么大的大讲堂，他最后是换到了办公楼礼堂，他说有一个大的讲台应当去讲历史知识，应当去分享！这是我出去的另外一个理由。前面是我有资格，然后是我有一个分享知识的理由，还有就是我的老师对我的鼓励。

　　除此之外，我为什么还那么奇葩的去做了一个《冬梅阿姨讲故事》？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妈妈，我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帅气的儿子，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能够跟他分享很多的东西，但我想要给他讲历史的时候发现，这非常之困难！所以作为一个学历史的妈妈，我想要去讲。为什么我要去讲历史的原因，我想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过去的这些点点滴滴，它们累积起来塑造了现在的我，不管是作为北大历史系教授的我，还是作为一朵奇葩赵老师的我，过去的这种点点滴滴加起来，一点一滴那些很细碎的，你当时都觉察不到它在做什么的那些事情积累下来塑造了现在的我。就是我的历史塑造了我的现在，并且会指向我的未来，可能将来会有一个《冬梅奶奶讲故事》。

　　我们的过去塑造了我们的现在，历史的价值对个人如此，其实对于国家民族也是如此！历史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其实是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基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想更好的走向未来的话，除了借鉴别人之外，你必须要了解自己的过去。你不可能变成别人，你只能吸取别人，然后让别人的营养，别人的好东西变成你的一部分！只有这条路，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言！所以历史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我出来讲历史的高大上的原因。

　　一个象牙塔里边的赵教授，赵老师然后出来要讲历史，你会面对着其实是不是学历史的人，然后这些不是学历史的人，他们面对着一个历史专业的我的时候，往往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

　　其中一种反应在我年轻的时候比较容易遇到，现在随着我资历的增长不太多了。这种反应是说什么呢？这种反应就是说历史太没意思了，不就是背嘛，记记年号，记记人名，记记朝代，有什么意思呢？不错！这确实就是我们的历史，课本里头的历史，历史课本给最大数量的人提供了历史知识，但是那个历史知识，那个说一不二的历史知识其实恰恰是最反历史的。它并不提供你思考，真正好的历史应当是反思的历史，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于国家民族。

　　我们要努力去追寻真相，我们要首先找到那些通往过去的路径，这就是各种各样的材料，各种各样的史料，包括文字的，包括实物的，然后我们通过这些材料批判地去分析，这些材料才能逐渐地接近过去的真实。只有这样的一种学习历史的方法，才是一种真正的学习历史的方法，如果哪个历史学者告诉你说他什么都知道，skip他！这绝对不是一个正经的历史学者，如果一个历史学者告诉你说你们要记住，然后这也不是一个好的历史老师。无反思不历史！这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随着我的年龄增长，跟我谈历史的人当中越来越多的是友好性的，他们会跟我讲什么呢？比如说赵老师我太喜欢历史了，你知道吗？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杨家将》，我特别喜欢《三国演义》，我特别喜欢《穆桂英》，赵老师你是学宋史的吧？那咱们聊一聊《穆桂英》，咱们聊一聊《十二寡妇征西》，然后我就石化掉了。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我实在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实际上这样一种对于不真实的，我们从影视作品当中，我们从戏曲小说当中得到的这些，它应当说也是一种历史知识，但是这种历史知识只能说是我们作为我们民间记忆的真实它存在，但是它并不是基于那个过去真实发生过的真实的历史。对于这样一种不真实的历史的这种认识，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事实上就是在一些掌握我们民族历史记忆，或者参与我们民族历史记忆制造的一些部门，一些人当中也存在这种。比如说有一天我在家里，就忽然接到一个做邮票的人电话，国家邮票总局的人给我打电话，找宋史专家赵老师讨论一下如何做包拯的纪念邮票的事情。我其实那天比较烦燥，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接待了一波做杨家将邮票的。但是这个人打动了我，这个人说赵老师我读过你的文章，那你读过我什么文章呢？我就觉得不可能啊！然后他就说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确确实实打动了我，他说我读过你的《北宋前期官与品轻重不相准含义试释》，这确实是我写的，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就对了。确确实实就是这样一篇很偏僻的文章，但这个人读过并且他能说出名字来，我顿时就对他产生了强烈的佩服之情。

　　于是接下来我们用了30分钟的时间讨论包拯在端州城端砚的故事，包拯去端州做知州，临走的时候不带走一块砚台，可是到了船上发现有人送他砚台，于是就把它沉到水里面去了。我们讨论这时候的包拯应当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究竟应当是服紫呢，还是应当服绯？就是穿红的呢？还是穿紫的？我那篇文章呢，大约接触到一点点跟这个服饰有关的，这位先生他不仅仅读过我那篇佶屈聱牙都不知道说什么的文章，而且他还请教过真正的国内首屈一指的服饰文化方面的专家孙机先生，于是我们用了将近30分钟讨论包拯衣服的颜色问题，最终我们得出一个共识，包拯应当穿绯而不是紫！好了吧，这个很学问，他很尊重历史，但是最后我突然想起来，我就嘱咐他说你不会要弄《铡美案》吧？我知道你做邮票你肯定会要戏剧性的画面，沉端砚吧，我给他出主意说，你可以弄一个这样看起来还是很高大上的对吧，有戏剧性的，而且当然包拯的袖子是比较的大的那种，看起来会比较有画面感。

　　但是我说你不会弄《铡美案》吧？因为陈世美这个故事在宋代是不可能出现的，它完全没有基础！第一，这个故事出现本身出现的非常之晚。第二，还有就是宋代的公主，还有宋代的驸马都不是那个样子的。所以绝对不可能是那样，那是一种不真实。所以我跟他说你不能出现这个，然后他就不理我了，后来我看见他不吱声，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你出的话，那拜托你一定要出来一个说明，说这是一种民间记忆的真实，但它不是历史的真实知识，不是历史的真实，可不可以呢？当然是不可以的。就像杨家将的故事里边，一定要出现穆桂英。包拯的故事里边，包拯的邮票里边，也一定会出现《铡美案》，最终《铡美案》还是出来了！这个人跟我花了那么长时间跟我讨论穿衣服的问题，但是最终他不愿意尊重历史的真实！无真实不历史，所以这是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想说的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我想说的是无尊重不历史，这是另外一种搭讪历史学者的方式，它更高级。赵老师是研究宋史的，他对我已经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他说：赵老师宋史太重要了，宋代在中国历史上那简直是太重要太重要了！我们谈一谈宋代吧。我当然很开心，你要谈宋代我很开心，但是谈宋代不是你这个样子谈的。他会把宋代比如说，实际上我在讲宋代，宋代在我看来是政治文明的最高峰，儒家时代政治文明的最好成绩出现宋代。　　在宋代有一个可以商量的皇帝，有不同的意见在朝堂上共存是可以讨论的。而且宋代有批评的制度，有专门负责批评的官员，关键是它有一种包容意见的氛围，这是好东西。但是那个来跟我搭讪的人，他会把这些东西挑出来说看，这就是宋代的政治文明，它多么像民主制度啊！它不像，它永远不会像的。作为一个宋史研究者，作为一个研究宋代政治文明的我，其实是赞美它的，但是再赞美我也知道它的存在的大逻辑是什么，它仍然是帝制时代的一种宽容政治，它所有的根基是皇帝的宽容，当皇帝决心收回宽容的时候，那就谁也没有办法！我们看古代的那些看上去很现代，看上去似乎很西方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警惕，要把它放回到它原初存在的语境当中，在它原本的历史环境当中要尊重它，无尊重不历史，这是我想说的最后一句话。

　　历史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反思的学问，是一种追求真实的学问，如果你要想追求真实，我们这个民族要想走向未来，就必须要学会尊重真实。怎么才能学会尊重？第一条你要你要有一颗敬畏的心，对历史要有一种真实的追求，所以我最后再想把我这三句话重复一下，无反思不历史，无真实不历史，无尊重不历史。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想要对对历史感兴趣的人说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