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富疾贫”是建构和谐社会的第一块基石

在孔子看来，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的天性。他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论语·里仁》)，甚至表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因为物质财富对人的生活来说，是最基本的东西，是须臾不可缺少的生存条件。在孔子看来，对物质财富的需求，是人所共有的，是由其本性决定的，人们盼望美好的物质生活，对生活中的“富与贵”和“贫与贱”产生好恶之情是自然的、合理的。这里，孔子从人性欲望的共同性阐明了求富疾贫的合理性，肯定了人们获得财富的要求和丧失财富的怨恨是客观的事实。即使在高谈“君子谋道不谋食”的同时，他仍在用物质利益刺激人们的求学积极性，说“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他只是告诫人们不要贪图眼前的“小利”，而要追求长远的大利，“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

孔子把富民看成是治国的首要问题。他主张的政治方案，第一就是富民，使天下人得到物质利益，其次才是教民之义。《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里说的是，弟子冉有驾车陪孔子去卫国，行至一人口稠密的地方，冉有问，人口已经众多了，又该怎么办？孔子回答说：“使他们富裕。”又问：“已经富了，接下来怎么办？”孔子回答：“教化他们。”孔子这种富民思想，是把富民看成治国中的一个首要环节。他不仅仅在原则上承认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和现实性，还鼓励人们在“邦有道”的条件下去求富，“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他直接为治国追求财富出谋划策，曾提出用“宽则得众”的办法招徕逃亡之奴隶，使“四方之民皆襁负其子而至”(《论语·子路》)。

孔子富民思想还表现在他提出的君欲富必先富民的主张方面。“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足?”(《论语·颜渊》) 对民众生计却十分关注，虽然这一思想的出发点是为君，但在客观上与民也是有利的，有摄富于民的思想。孔子认为，好的政治是“其养民也惠”（《论语·公冶长》）的政治，圣人之政，主要就是能给天下人带来物质利益的政治：“子贡曰：如有博施予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论语·雍也》)即是说，给人民好处的人，岂止是仁人，简直是圣人了，尧、舜尚且难于做到，可见，孔子对有益于百姓的善举是大加赞赏的。要使百姓获得好处，途径很多，孔子正确地概括出了一条普通性原则：“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即顺着百姓所能得到利益之处而让百姓去获得利益。无疑，这条原则既合乎百姓的愿望，又具有合理的现实性和明确的实行目标。孔子对人性中个人利益的肯定，是符合孔子思想内在逻辑的，充分肯定了人对富贵利益的追求是一种正当行为，其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利民思想，更是孔子义利观的精华所在，也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目标之一。事实上，个人的普通求富心理，是整个国家及民众普遍利益的基础，抛开对个人利益追求的肯定，也就无所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的“重民“、“养民”、“使民”的思想，突出特点是强调了给民以利益，在实践上，它是孔子“为政以德”政治思想的具体化，从长远利益来说，统治者想坐稳江山，必顺平民心民意。由此“民之所利”思想在理论上孕育了儒家学派在思想史中较有影响的“民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