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之有义”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商业行为准则

孔子的经济思想是强调“以义取利”的，他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笔者注：接受）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笔者注：摆脱）也。” （《论语·里仁》）又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所以要以伦理道德来规范，主张“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他也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孔子认为：“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而不忘乎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这里的“成人”是指道德完善的人，在孔子看来，一个道德完善的人，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见利思义”，这是孔子要求统治者必须考虑的“九思”之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患难，见得思义”，所谓“得”就是个人所得到的物质利益，在商业经营中可以理解为商业利润。孔子认为，品行高尚的人在个人利益面前，首先要考虑这种利益是否符合全社会公众的道德准则。因此，所谓“见得思义”，在商业经营中实际上是对高尚的商业伦理价值的确认，是儒家商人必须遵循的商业经营理念。

孔子赞赏“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这一行为准则。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这些话，说的就是“义然后取”或“取之有义”的行为准则。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也自觉地把“取之有义”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在《孟子·滕文公下》说，如果不合理，就是一筐饭也不能接受；如果合理，舜接受了尧的天下，都不认为是过分的。在儒家看来，“取之有义”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如果符合道义，则应该“义”不容辞，这就是所谓的“取之有义”。“义然后取”或“取之有义”的行为准则，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便表现为商业经营行为准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便是其生动的表述。这里所说的“道”主要是指商业行为的根本法则，即道德追求和精神价值。依儒家的观点看，做一名儒家商人，经商办企业，要遵循商业道德规范，要光明正大地赚钱，不发不义之财，不做伤天害理的生意。《谢家书》记载：东汉时公沙穆派人到市场代卖病猪，事先交代说：“如售，当对买者言病，贱取其值，不可言无病，欺取其价也。”代卖者到市场后不说是病猪，高价卖出。公沙穆知道后，立即追上买主，退还多收的钱，并据实相告。买者说既已成交就不必退款，公沙穆坚决要退，“终不收钱而去”。公沙穆经商“取之有义”成为四方美谈，因而大富。而令人沉思的是，据《郁离子》记载：赵国商人虞孚在吴国卖漆，本来可以稳获厚利，但因渗杂使假，失信于民，结果商品变质，本钱亏光，沦为乞丐，饿死他乡，这就是“取之不义”的应有下场。

在孔子的经济思想中有重义轻利的倾向，但他并不是—概否定个人利益，只是要求摆正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体现了等级制的经济伦理特征。“轻利”中所轻之利乃不正当的小利、私利，而对于个人的正当物质利益，孔子都予以充分肯定。为防止人们侵蚀、掠夺公利、大利和他人正当的物质利益，孔子反复强调要义利统一，以义制利，告诫人们要重“公利”、“大利”，要求人们要把大利、公利、整体利益置于小利、私利和个人利益之上。“先利后义”，只注重眼前利益，目光短浅，必定没有一个发展的前景；“先义后利”，以国家、民众利益为上，必定会取得理想的商业经营效果，既利国、利民又利己。《战国策·齐策》记载的“冯谖焚券”的故事，正是商业经营中“先义后利”的典型例子。有一次孟尝君派门客冯谖到封地薛邑去收债，说是收回债买些家里所缺的东西，结果冯谖到了薛邑便假传孟尝君的命令，把债券赐给老百姓，并烧了那些债券。冯谖返回后，孟尝君问收债后买了什么，他说买回了孟尝君家里所缺少的“义”。过了一年，孟尝君不被重用，只好前往薛邑，老百姓扶老携幼步行百里来迎接孟尝君，这时孟尝君对冯谖说：“先生所给我买的‘义’，今天才看到！”在这个例子中，孟尝君开头确实损失了“利”（债券），最终却得到了“义”（老百姓的拥护与尊敬），对孟尝君来说这是最大的利了。